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7)

民族国家不单在国家建构的结构性特点上呈现出收缩性，从而很难有效处理跨国界的国际秩序，而且在国家能力上也因其有限性，无力以单一国家力量供给国际秩序。人们会说，凡是那些有能力供给国家秩序的民族国家，总是一些实力极其强大的国家，因此不能从实力一般的民族国家出发去设想某个民族国家供给的国际秩序状态。追溯历史，古老帝国罗马，确实具有供给庞大帝国秩序的国家能力；但现代早期的帝国如哈布斯堡王朝掌权的神圣罗马帝国，其实并不具有控制其帝国范围内王国的能力，因此只能以一种联邦的形式维持帝国机制。进入成熟现代的国际社会，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供给全球秩序，不管是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还是当今一霸多强国际体系中作为一霸的美国，其实都是因为负担不了众多国家的诉求，前者走向解体，后者走向如今的特朗普式战略收缩。24论者指出：“从美国对外战略的大周期看，因受金融危机和两场反恐战争拖累，美国仍处于国力相对衰落的下行通道，这决定了特朗普的对外战略收缩与奥巴马时期并无本质差异。……无论逆全球化、反多边主义，还是重塑地区盟友、搅乱原有格局，都是企图以美国狭隘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阻断其他国家‘搭便车’的路径，集中精力与资源追求‘互惠与对等’。”孙成昊：《特朗普的战略收缩更彻底》，载《环球时报》2018年8月2日。像苏联那种诉诸全球性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干预的民族国家，试图建构一国独大的准帝国机制，结果因为实力不济，最终导致国家的全面崩溃。25参见［英］布莱恩·柯洛齐：《苏联帝国兴衰史》，林添贵译，智库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十四章“在阿富汗大挫败”，第705页及以下。

康德式的永久和平论，设定的是民族国家落定在共和政体的平台上，民族国家据此结盟而不会发生战争。26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6页及以下。当民族国家间保持和平相处的状态，假设了政体一致性这一刚性前提时，其实也就让人们有理由推定民族国家间的和平是一个殊难实现的美梦。因为让这个世界所有的庞大政治体即国家都建成一种民主政体，无疑属于蹇人升天的事情。历史的政治习性让一些民族根本无从设想共和政体，即便是确立了共和政体的国家也无法一劳永逸地保持这一政体形式。况且，缺少专制政体的外部存在与政治激发，共和政体也就缺少了持续保有活力的外部动力。因此，这就提示人们，防止民族国家间冲突的共和政体前提，是很难在各个国家落实的目标。因此建立在这一前提条件下的永久和平，也就成为弥足珍贵的政治乌托邦。

可见，民族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之时，具有难以克治的内在缺陷。面对民族国家间的种种冲突，以及协调冲突以维护和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曾经孕育民族国家的帝国这一特殊的国家形态，便横陈于人们的面前。在表现民族国家短处的地方，新旧帝国在处理跨民族、跨国家间关系的长处，就被推向了国际政治的前台。所谓新旧帝国，是一个相对的划分。二者都是现代形态的帝国，与古代帝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甚至是存在于现代历史上的古代式奥斯曼帝国，在结构上有着显著的不同；现代意义上的新旧帝国，二者之间在帝国实质结构上没有根本不同，但在形式结构上具有明显差异。一般而言，从时间维度上讲，在20世纪及以前的帝国大多可以被称为旧帝国；从空间维度上看，旧帝国基本上诉诸暴力征服的方式，在实现其军事征服，跟着实现其政治征服和利益掠夺的目的之后，在其征服没有遭遇解体帝国的强有力反抗的情况下，发挥息争的作用，并以从属国臣服于宗主国但让其自主治理的方式塑就帝国运行机制。旧帝国以殖民体系的世界建构为其发展顶峰。从总体上讲，旧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既是在旧帝国体系的全面崩溃意义上讲的，27参见［德］罗伯特·格沃特等主编：《一战帝国（1911—1923）》，梁占军等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作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帝国消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迎来帝国的灭亡”。这一结论似乎太刚，因为“一战”“二战”让帝国改变了存在形式，但并没有让帝国彻底消亡。也是在幸运地免于崩溃的帝国其殖民体系处于瓦解状态的意义上讲的。28参见［荷］H.L.韦瑟林：《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夏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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