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11)

自由帝国的理念，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屡见不鲜。自由帝国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者指出，英国功利主义者具有明确的相关理念。边沁（Bentham）本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他的追随者则是自觉的帝国主义者。及至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和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自由帝国主义的理念就相当明确和自觉了。他们自视为先进民族的成员，对落后民族心怀一种蔑视感，因此主张英国人应该履行一种基于保护殖民地人民利益的殖民统治责任。约翰·密尔直言不讳地讲：“那些仍旧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还没有超出某一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从对其有利的角度来说，似乎他们应该被征服，并且应该向外国人臣服。独立和国家身份对于一个更加先进的民族而言，对其增长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对野蛮人的增长和发展却是不利的。文明的国家对于彼此之间的独立和国家身份所负有的神圣责任，并没有约束这些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来说，独立和国家身份要么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灾祸，要么至多是一件值得怀疑的好事。”46转引自［美］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214页。这么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言论，出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口，给人以难以想象的惊诧感。但这并不是几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言论，而是19世纪英法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共同主张。在托克维尔（Tocqueville）那里，更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表现出来，47同上注，第9页。而在梅因那里以一种间接统治、法治优越性的论述展示于人，48参见［美］卡鲁娜·曼特娜：《帝国的辩解——亨利·梅因与自由帝国主义的终结》，何俊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导论，第7页及以下。这中间有一些催生自由帝国主义的共同因素，诸如个人权利、进步主义、普遍主义、法治主义等。这些都是不受民族国家界限约束的普遍价值，因此完全可以与一个庞大帝国建制相匹配。

自由帝国主义无疑是将帝国的劣根性消解之后完全存优的一种帝国说辞。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论证让帝国建制的优越性以及全球的普适性夸张地展现给世人，让世人面对民族国家的内在缺陷时展开其对帝国的想象。正是帝国的历史记忆与理论记忆，让帝国与民族国家轮番上演现代世界史大戏。就前者言，在新旧帝国交替的20世纪中叶，将老帝国的军事征服逻辑与新帝国的独特意识形态逻辑混合起来建构现代帝国的纳粹德国，也就是第三帝国，成为旧帝国的最后挣扎。之后，帝国的世界登场，必须是像美国那样的新型帝国，甚至必须以隐形帝国的样式重临人世，否则帝国的不快记忆就会迅速让其声名扫地。今日欧洲联盟可谓一种隐性帝国模式。这一国家联盟，由于英国的退出——一种在欧洲大陆影响力欠缺，且不愿意被欧洲大陆制约的英国观念是其动力，以及法国的无力——德法联手引导欧洲联盟前行的设想，因为法国的实力不济，德国强大的经济能力与帝国经验，而让欧盟成为德国建构隐形帝国的一个机遇。欧盟从经济联盟到政治联盟的转进，会否成为德国重建帝国的一个政治机会？德国主导的欧盟会是第四帝国吗？一些苗头给人以支持：其一，德国具有建构法律共同体的帝国的长期经验，也具有深刻的、旨在凸显“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的历史哲学蕴藉，由它主导欧盟的深度建构，是具有历史经验和系统理论支持的事情。其二，德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二战”后经历了深刻的旧帝国反省，因此具有推动多元治理的帝国治理机制的动力。其三，欧洲的民族国家处在一波低潮的阶段，因此需要有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强有力国家来推动共同发展，而德国适时出现，恰好可以填补单一国家治理不力的真空。德国人自视为欧盟的“稳定之锚”并非妄诞之词。49论者指出，“客观上，德国是欧盟‘稳定之锚’。主观上，德国也有兴趣扮演欧盟的领导者。德国希望借助处理欧盟内外交困局面来促成包括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内的各成员一致的利益认知，形成一种基于结构经济、政治、安全压力下的利益共同体。推动欧洲一体化内部矛盾的缓和与化解，从而使欧洲一体化距离政治联盟更进一步。”宋黎磊：《默克尔新政府面临的四大考验，大选后的德国是否还是欧盟的稳定之锚》，载《世界博览》2017年第20期。其四，今日德国具有强人政治的倾向。默克尔的长期当政和强悍风格，似乎为欧洲的政治整合提供了人格力量。在民族国家时代，帝国会否以隐形形式重临人间？这起码是一个促人思考的现实问题。

文章来源：《现代测绘》 网址: http://www.xdchzz.cn/qikandaodu/2020/0813/399.html